谈话节目应如何积极促进社会文化建设

　  让我们的话题从一部电影开始吧，有一部香港电影，名字叫《别惹我》，男主角是广播晚间节目主持人，女主角是自由撰稿人。两人因生活中的小冲突，把个人恩怨掺进了广播节目中，上演了一场出乎意料的情感故事。一档广播谈话节目，成了两个人爱恨情仇的渊薮。给人印象深刻的是，男主角曾在节目中言词极其刻薄，借助广播对女主角进行人身攻击，一番波折后，一场爱意绵绵的脱口秀使两位主人公前嫌尽释，也让一直在关注节目进展的广播听众看到了大团圆的结局。尽管一开始这只是两个人的较量，他们也许并不想让个人之间的事成为大众的话题，不经意经过广播之后却演变成了一个时期街谈巷议被人们高度关注的焦点市井新闻。虽然是电影中讲述的故事，生活中这样的事例并不鲜见，它折射出的正是谈话节目和文化的关系。

谈话本身属于较小范围的人际交流方式，但谈话节目借助大众传媒（广播或电视）就成为一种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文化形式。正如引起我思考的这部电影中所展开的故事情节，如果没有在广播节目里传播开来，男女主角的矛盾冲突也仅仅属于个人小事，不能成为街谈巷议的社会议题。在现代社会，随着大众传媒技术手段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大众传播也更加注重传播的多层次和互动性。谈话节目能够满足人们与他人交流需要的多层次和互动性，因此在世界传媒业中发展最快，影响日盛。从表面上看，谈话节目是主持人与一个具体的人（听众或嘉宾）进行的直接交流。由于传媒的特性，谈话中的许多原本属于个人的观点和思想就成为公共资源。受众与媒体以及受众之间将就共同话题开展跨时空、跨阶层的交流和沟通，从而或革新旧观念，或催生新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一种带有鲜明舆论色彩的公众思维逐渐形成，进而形成社会文化的构成因素。谈话节目对社会文化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每一个媒体的运行离不开自身的定位和外部社会环境。媒体的定位思考过程，就是谋求将本身的优势更好地在社会环境中发挥作用的过程。定位思维最后的载体就是节目。中国的各类媒体正在向市场化、产业化方向发生大转变。大到国家媒体，小到每一个节目，定位问题关系到生存和发展。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必将首先在传媒界得到反响。因此，中国现阶段社会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和各类媒体的定位与运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是探讨目前传媒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遵循这一前提，我们就可以对谈话节目社会文化建设的作用展开探讨了。

在现时代，谈话节目的基本社会作用就是在传统与现实的冲突中启迪新的生活，必须运用传播手段促进适应时代发展的社会文化建设

社会文化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英国文化研究先驱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曾指出：“对于文化这个概念，困难之处在于我们不得不持续地扩展它的意义，直到它几乎等同于我们的整个日常生活。”

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是这个阶段的社会主流活动。文化也处于初级阶段，多形态文化并存，相互冲突碰撞，相互渗透兼容，容易导致人们思想、价值观念混乱，道德丧失，精神萎顿。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这些生存在这个时代的人，必然承受这个过程。无论改善或革新的是国事、家事，都将触及普通百姓的思想和心灵。传统文化在我们中国人心中的积淀很深，浸淫日久，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传统文化深刻、细微的体现。在广播谈话节目“人生驿站”中涉及最多、最令人们困惑、也最使我深思的就是：传统文化在现今社会生活中究竟应该以怎样的面目存在和影响人们的精神和物质生活？也深深感受到社会变革给文化带来的冲击和更新。我们习惯称之为观念或思想的冲突，从更深更广的意义上其实就是文化的冲突。上个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就曾围绕中西文化差异展开研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模式一时畅行。胡适、梁漱溟以及后来的林语堂等许多大家都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人类精神世界的最终归途。不仅在东方，西方的思想家们在深刻思考资本主义制度下思想、文化的缺失之后，也以中华文化因素为人类将来文明的基本构架。那就是提倡“天人合一”的人类与自然的共生共存协调关系。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所经历的浩劫，受到破坏最大的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被视为旧世界的象征，传承被打断；文化交流被意识形态的斗争所畸化，繁荣变凋零；文化创新也完全被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思想被禁锢。很快到来的改革开放时代，我们被光怪陆离的各种文化困扰。我们的社会正在进行改革。改革给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心灵和情感带来了极大的改变。旧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已被打破，新的思维和价值取向尚未确立。在社会生活中，困惑人们的问题愈来愈多。在新与旧交替之际，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问题，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诸如市场经济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利益分配，金钱给人性和情感造成的种种危机，传统家庭构架的不稳定，恋爱、婚姻和家庭的变故，生存压力的增大等等，时刻在困扰着人们，许多问题远远超出个人能力所能解决的范围。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功利、利己主义在人们思想和心灵深处冲突和斗争着。我们总感到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