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囚的道德选择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不乏赦免违法、犯罪分子的特例，比如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经一度“大赦”过，让非法移民变成正式的美国公民；台湾地区也曾施行“大赦”放出部分在押犯人；共和国初期，我国政府还曾特赦过一大批前日本及国民党战犯。不过，这其中尤以我们中国历史上朝廷“大赦天下”为一普遍通行的惯例，且影响深远。古代封建帝王如在新皇登基、更换年号、立皇后、立太子、祝寿等情况下，常以施恩为名，颁布赦令，赦免部分或全部在籍犯人。
　　只是，在这数千年的古代“大赦”历史中，倒有一件特别的“大赦”事却引起了后世的高度关注及是非评说，这就是发生在唐贞观七年（633年）的“唐太宗纵囚”事件。
　　
　　一、“唐太宗纵囚”事件之始末
　　
　　据《资治通鉴》记载：“（唐贞观六年十二月）辛未，帝（指唐太宗李世民）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大意是说，公元632年12月22日（旧历）这一天，唐太宗为了体现自己作为国家最高责任人的高度负责精神竟亲自过录监狱囚犯，见到一些按律应被处死的人，忽起怜悯之心，于是决定放他们暂且回家与亲人团圆，并约定明年秋季按照法律规定的时间回来就死。接着又一并下令全国的死刑犯人都享受这个待遇，到了期限再一同赶至京城（明正典刑）。
　　李世民这一招可是破天荒之举啊，甚至还显得有些惊世骇俗：他居然和一帮死刑犯搞起了君子协定，这是有谱儿的事儿的吗？想来应该不能不让当时他手下的那些官员们为他捏一把汗吧。但是既然是皇帝大发慈悲之心了，一来谁敢抗命说个“不”字，二来这也是成君之美嘛，于是就只有拭目以待了。
　　然而，奇迹却真的发生了，《资治通鉴》如是说：“（贞观七年）九月……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也就是说去年那些被暂时宽赦回家的天下的死刑犯，共计三百九十人，他们在没有任何人强迫或带领的情况下都如期赶到皇帝的朝堂之上听候发落，其中没有一个人借回家之机逃亡。于是，李世民（念于他们大义未泯的诚信态度）就全部赦免了他们。
　　
　　二、大史学家欧阳修之非难唐太宗
　　
　　本来皇帝赦免犯人是极稀松平常的事，尤其皇帝的仁德之举还不仅仅表现在赦免犯人一事上，比如据《新唐书?唐太宗本纪》中说：“（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八月甲子，（李世民）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大赦，武德流人还之。赐文武官勋、爵。免关内及蒲、芮、虞、泰、陕、鼎六州二岁租，给复天下一年……癸酉，放宫女三千余人……十二月癸酉，虑囚……贞观元年……二月丁巳，诏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无夫家者，州县以礼聘娶；贫不能自行者，乡里富人及亲戚资送之；鳏夫六十、寡妇五十、妇人有子若守节者勿强。”这其中不仅提到新皇帝给手下官员加官进爵，提到给予老百姓的种种优惠待遇，还提到他早就开始在为犯人的事操心（“虑囚”），甚至李世民还非常人性、非常崇高地把那些禁养在自己的宫廷中的三千宫女放出，让她们回归自由自在的生活（“任求伉俪”）。此放遣宫女一事，与前面提及的“纵囚”一事共同成为唐太宗李世民施行德政、怀柔天下的两个标志性事件，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曾经为此赋诗道：“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这次“纵囚”事件的前前后后，虽然让人在惊诧、感叹之余乍觉起来似乎也合情合理，死刑犯毕竟也是人，是人就必定懂得感恩；进一步想，皇帝那是当时普天下最大、最高的权威啊，造昏君的反尚且需要思量再三，“拼着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而欺一位仁君则是难上难啊，凡人皆有不忍之心，仁者无敌嘛！
　　可是，在后人对于唐太宗的一片雷鸣的掌声中，仍然不乏有识者怀疑“唐太宗纵囚”一事其中有猫腻儿，而且这其中最响亮的质疑的声音就发自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史学家也即是作为《新唐书》总编辑之一的欧阳修。
　　欧阳修曾作一篇短文《纵囚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疲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